汇集东西文化的敦煌有“亚洲的十字路口”之称。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将有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庆祝活动。自清末光绪26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以来，中外学者对敦煌艺术和敦煌遗书，从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等角度加以研究，敦煌学成为今天的国际显学。在2000年甘肃敦煌和北京将举办系列的庆祝活动。敦煌文艺出版社也已推出《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一书。
在谈及撰写此书的原因时，该书作者雒青之说，数十年来，国内史学界一直没有谁明明白白地承认，王圆?道士、斯坦因、伯希和之辈是敦煌学的创始者。其实，王道士是发现藏经洞的功臣，斯坦因第一个对藏经洞的实物加以考察并公布于世，这是“敦煌学”的真正发现，而伯希和的研究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中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参照，那种轻率地以“强盗”、“骗子”对20世纪初期到亚洲腹地进行考古探险的西方学者统而论之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偏见。此外，像王道士和斯坦因、伯希和之间完全是“商品交易”，他所处置的敦煌经卷为寺院财产，并不属于国家所有，王道士“没有管护文物的义务”。在书中我花费大量篇幅，就是要说明一点，没有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就没有什么敦煌学。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敦煌学”词条撰写人马世长先生指出，说莫高窟文物为寺院财产，不属国家所有，王道士“没有管护文物的义务”，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光绪28年（1902年）在甘肃任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多件，十分重视。在叶昌炽的《语石》一书中，记录了这几件文物。叶昌炽还曾建议将藏经洞出土的全部敦煌遗书运至甘肃省城兰州保管。只是运费一时难于筹措足，才未能将敦煌遗书及早运走。但叶昌炽的建议已引起当时甘肃省当局的注意。在光绪30年（1904年）3月，曾下令敦煌县衙门清点遗书，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当时参与其事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在一幅藏经洞出土的绢画上题字说，“奉檄检点经卷画像”，可见清点经卷画像的事，当时确已进行，这点在斯坦因的《敦煌秘藏运英记》中也得到了证实。马世长教授还说：“如果这些文物不是国家所有，那么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怎么能分文未付就运到京师图书馆收藏呢？”
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原主任史苇湘研究员认为，如果西方国家提出要给王道士记功、修纪念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王道士帮助他们偷了我们的国宝。《百年敦煌》居然也提出要给王道士修纪念馆，让中国人不能容忍。作者把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的行径看成是给敦煌学做贡献，这是颠倒是非。其实，王道士把卖文物所得的钱财，雇人在莫高窟塑了一些拙劣不堪的塑像，还在洞窟之间打了许多穿洞，破坏了许多壁画文物，他是个集贪婪与愚昧于一身的人。
马世长教授告诉记者，1900年道士王圆?发现“藏经洞”，洞内当时有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利用王圆?的贪婪和愚昧无知，以给庙里布施的名义，从王道士手中诱骗、掠走写本文书24箱和绘、绣的佛画5箱。正是由于这一次开始，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挑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去5箱写本，两次从王道士手中共掠走遗书、文物1万多件。而且，王道士后来还将经卷卖给日本人、俄国人，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不管是出于他的无知还是别的原因，都是要严加批判的，连日本人都认为王道士出卖文物是卖国行径，怎么能为他树碑修纪念馆呢？
对于《百年敦煌》中所提出的“王道士卖文物给斯坦因、伯希和是商业交易活动”的说法，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宇研究员认为“真是荒谬之极”。他说，斯坦因两次劫掠，只付出700两白银，伯希和也只付了500两白银。而据清末叶昌炽《缘都庐日志》记载，他当时只购买一幅唐碑拓本就需按市价付500两白银，由此可见，这里根本谈不上公平互惠。马世长教授指出，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记载，起初是王道士取出几卷带他到一间用帘幕遮起来的佛堂里匆匆浏览，以防外人窥见，交易做成后才由他请来的蒋师爷在半夜将经卷抱到他的帐篷里去。如果是公平、公正的商品交易，何必如此偷偷摸摸？
《百年敦煌》作者雒青之曾当面问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贺世哲“如果敦煌文物全部保存在中国，结果会如何？能有在英、法保护得那么好吗？现在国内保存的敦煌文物你能看到吗？”贺世哲答道，不能因为我们体制上、管理上的缺陷，就肯定外国人盗窃中国文物。这里有一个民族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其他许多博物馆的敦煌文物不是都保存得很完好吗？马世长教授指出，由于偏僻的环境、干燥的气候等良好的自然条件，敦煌莫高窟的经卷一直保存完好。这一点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也曾写道：“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石室时甚无差异”。而且，即使在法国基米博物馆，这些经卷也只是放在木匣子里而已，还不是恒温恒湿的条件。那种认为在中国保存不如国外的说法是完全出自想像、毫无根据的，因为这种经卷由于原来的状况较好，所以并不是很难保存。相反，外国人掠走这么多经卷，使这批经卷的完整性遭破坏，对敦煌学研究产生了巨大不良影响。国外的收藏机构早先对我国敦煌学研究访问学者进行刁难，直到60年代，这些经卷的影印本才公布。而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拿走的经卷写本，只是在60年代出版了目录，俄文版的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出版，仅有关于个别藏品的少量文章。
究竟谁是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马世长教授认为，发现敦煌遗书的是中国道士王圆?，但以发现敦煌遗书的价值而言，叶昌炽要比斯坦因早5年。这点在前面的论述中已能证明。贺世哲研究员说，王道士大字不识，对国学毫无根基，《百年敦煌》中却把他说成是“敦煌学的功臣、开创人”，只能是胡说八道。
至于斯坦因和伯希和是不是“敦煌学”的开创者？马世长教授指出，斯坦因是大规模盗劫敦煌遗书、文物的始作俑者。1907年他所开创的，不是对敦煌遗书的研究，而是对敦煌遗书的洗劫，劫掠并不等于研究。李正宇研究员指出，早在1909年，中国就出版了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的如《莫高窟石室秘录》、《敦煌石室真迹录》、《汝州文录》等一批敦煌学著作，对伯希和提供的材料除按文字照片加以整理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伯希和于1913年才与沙畹合作发表第一篇敦煌文献研究论文《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斯坦因于1921年才出版第一本考古著作《西域考古记》。所以说，中国学者才真正是敦煌学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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